新男三号的历史机会

　　新男三号的历史机会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男三号”的话题开始热了起来。男三号是指企业家，他相对于官员（男一号）和精英（男二号），排在第三。因此，这场讨论，实际是针对政府、精英和企业家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中，政府的角度正在发生变化，从全能主义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留出管不好、管不了和不该管的社会治理中间地带。

　　谁来填补空白？候选者自然是男二号和男三号。

　　汶川地震，象一把镜子，把男一号、男二号和男三号的表现展示在世人面前。政府的表现没得说，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肯定。而精英和企业家的表现则大相径庭。

　　范跑跑这一跑，把精英的脸丢尽了。让人们普遍感到，“精英”是靠不住的。“大难临头各自飞”这种印象，不光是由范跑跑一个人的行为造成的。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精英们自说自话，不关心百姓，缺乏服务意识这些弱点，人们已经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可以说，缺乏社会担待，是更深意义的“跑”。

　　与精英形成对照的是，企业家在国难临头时，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社会担待意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关键时刻，表现一点不逊于政府。即使是表现“青涩”的男三号王石，不是也掏出了一亿吗，比范跑跑们能担待多了。

　　进一步的问题是：男三号作为一个阶层，能不能担起中间地带的社会责任？

　　男三号的历史使命，一方面表现为他是理性的力量，可以发挥社会自组、行业自律的作用。在这点上，不象精英们只想一逞口舌之快，只破不立。

　　另一方面表现为他是建设性的力量，这种建设性主要表现在他为社会提供服务，甚至可以提供一部分公共服务。不象精英们只封闭在自我的小空间里。

　　在社会需要的时候，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这是男三号堪当大任的表现。关于男三号的讨论，意义应在这里。

　　新男三号代表企业家的未来。然而，在男三号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一种普遍的困惑。企业家那种兼济天下的豪迈气概不见了，剩下的是精英笔下一群沾上了精英式幽怨的受气包。他们受着官家的“欺负”，被排挤到下坡路……

　　不，不！这不是人们心中的男三号。这是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老”男三号。今天，新的男三号来了。

　　新男三号是“新”的企业家。他们或者因为从事IT而与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而“新”，或者应用信息技术而与新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而“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两方面的新，决定了他们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增量空间中，为社会注入改革与发展的活力。

　　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商业社会，需要新男三号发挥中坚作用。

　　商业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商业社会需要商业力量作为中坚。一个理性的、建设性的商业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三号？答案是：需要新男三号。

　　在香港回归前，世界上许多人都预言香港会乱掉，但十多年过去了，香港站稳了脚跟，成为民主的香港、富强的香港。原因无非，因为有男三号和新男三号在，达成了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相对和谐。男二号只好被挤到海里去洗澡。

　　实质的问题是：有哪些共同利益，可以作为共建和谐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的商业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共识，不光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认同上，还需要建立在共同的商业认同上。空谈政治的时代正在过去，在市场经济中，共同的经济发展利益，共同的产业发展利益，共同的为民服务要求，会使男一号与男三号形成一种共建和谐社会的合力。

　　新男三号在作为商业社会的公民社会建设上，到底能够走多远，他们的理性、建设性的作用到底能发挥多少，取决于利益相关方能否在共同利益领域进行合作。我们至少可以在商业社会建设过程中发现许多这种领域。

　　从“国家主义”到“流氓主义”

　　——多元化经济形态下的新旧男三号对比

　　本刊记者 匡冬芳

　　新男三号构筑的是完全不同于国家主义经济的全新的秩序、信仰和游戏规则.

　　2007年，微软缔造者比尔·盖茨与拥有吉列刀片和可口可乐（www.coca-cola.com.cn）两大名牌产品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沃伦·巴菲特在华盛顿大学进行了一次对话。来自传统行业和来自IT互联网行业的两位领军人物在个人成功秘诀、创新、商业决策方面展开了正面交锋，所折射出来的意味让人浮想联翩。不由得让人做出假想：如果让冯仑和马云之间来一场对话，又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说冯仑所代表的传统地产行业属于“国家主义经济”，那马云所代表的互联网行业当属于典型的“流氓主义经济”。如果说冯仑代表的是男三号，那么我们可以把以马云为代表的企业家称为“新男三号”。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大环境下，这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应该有更多鲜明的戏剧化冲突。

　　所谓国家主义经济，是指始终围绕着权威和体制而有所动作的经济规则，而流氓主义经济，代表的是一种反叛、创新、藐视权威、遵循公平、开放透明的游戏规则。当今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是唯一将流氓主义经济哲学信奉到底，并能取得成功的行业。新男三号构筑的是完全不同于国家主义经济的全新的秩序、信仰和游戏规则。

　　关于“冯仑们”和“马云们”的出身

　　知名策划人王志刚曾经在其著作《第三种生存》中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属于草根阶层的投机倒把者；第二类是创业时有国营或集体背景的人，拥有政府资源以及较强的政治敏感度，擅长与主管机构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第三类是“那些有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仕途却阴差阳错被彻底堵死的人。”

　　这三类企业家大多集中在工业贸易、制造业领域，年龄大约在40岁以上。如果将这三类民营企业家进一步总结共性，也许可以不将他们称之为企业家，而可以归结为艾丰所描述的“市场政治家”。正如人们在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所看出的经验：一部30年的改革史，就是一部企业家与政策规则、市场规则周旋的历史。

　　但与之同时，纵观中国互联网10年激荡史，则是一部关于“知识和技术带动生产力”的历史。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家的成长、成功经历，相比上一辈企业家，要来得纯粹、明朗得多。

　　他们或是留学海外，瞄准了大洋之外的中国的空白点，将从美国硅谷学到的最新兴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与中国本土国情结合起来，一举崛起；或是地地道道的土鳖出身，但从学生时代起就迷恋于某一项互联网技术的开发研究，未读完大学就退学创业，或是从某传统体制下的企业辞职创业，迅速开拓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高知识、高技术的一群人，并懂得将技术和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同时他们懂得：自己所掌握的技术和才能，只有在传统体制鞭长莫及的领域，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可以罗列出来的案例不胜枚举：张朝阳，获麻省理工学院（MIT）物理学博士学位，1998年成功推出搜狐（www.sohu.com.cn）网站；李彦宏，留学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完成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1999年回国创建了百度（www.baidu.com.cn）,一年后百度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技术公司；丁磊，大学毕业后在宁波电信局工作，1994年第一次登录互联网，兴奋不已的他此后辞去稳定工作，三年之后创办网易；马云，最初任教于杭州电子工学院，出访美国时首次接触到因特网深受启发，1999年正式辞去公职，创办阿里巴巴网站（www.alibaba.com.cn），开拓电子商务应用；戴志康，2000年考上哈尔滨工程大学，2001离开大学创业，他所创办的企业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社区平台和服务提供商……

　　关于“冯仑们”和“马云们”的发家史

　　冯仑们和马云们是依靠什么迅速实现财富积累，从而栖身于中国财富金字塔的顶端的？这个问题也许会让很多的冯仑们皱起眉头，百口莫辨，而马云们的态度却相对明朗的多。“你想知道吗？看看纳斯达克的股市和华尔街的财报就知道了！”他们也许会如此回答。

　　马云们或许可以被称为一群游荡在华尔街明朗阳光下的财富少年，他们把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带到了中国的互联网产业：首先，他们的商业模式大多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形态中受到启发和借鉴，并结合中国本土国情而形成的，是西方模式最积极的引进者和借鉴者；另外，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无一例外的选择在海外纳斯达克或者香港上市。

　　无论是从其内部的管理机制来看，还是外部的市场环境来看，它们都是在国际化的规范手段中成长起来的。由于没有历经计划经济体系束缚与制约，其创业过程多为市场化操作，因此，马云们的成功背后没有所谓的“原罪问题”——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源发性疾病。

　　2001年9月，丁磊创立的网易因涉嫌财务欺诈，在纳斯达克被停牌长达４个月。当时的网易和丁磊瞬间陷入低谷，他产生了想把网易卖掉的念头，但没人敢买。直到2002年1月2日，纳斯达克澄清事实真相之后，才恢复网易公司的股票交易。这件事情成为丁磊人生的转折点，也进一步验证了互联网企业家说得清、道得明的财富来源。

　　关于“冯仑们”和“马云们”的生活哲学

　　喜欢耍酷，戴墨镜，穿皮夹克，骑着华贵的太子摩托车飙车出场，在天安门广场玩滑板，或是频频在各大时尚杂志封面上亮相，与时尚明星结交甚密，搜狐网CEO张朝阳对于自己的“时尚先生”的称呼很是满意。“我本身就是一个时尚的人，作秀本身就是我这个时尚的人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他说。

　　而80后的互联网创业者李想却喜欢把车开得像火箭一样快，追求速度所带来的快感；康盛世纪首席执行官戴志康早上产生要买车的念头，第三天，就把车开回了家；他从产生买房子的念头到拿到钥匙不过10天——他们更喜欢大胆、革新、单刀直入的行事风格。

　　在生活哲学上，新男三号所信奉的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这在以前的传统企业家的生活哲学里是不可想象的。在体制和环境的造就下，传统企业家已经习惯了思前想后，左顾右盼，谨小慎微。

　　因此，当王石用充满羡慕的口吻把这群新兴的互联网创业者称为“中国的超级男生”，也就不足为怪了。“传统的创业者是从一个封闭、压抑个性和能力的环境走出来，当时的社会给创业者设置的阻力和压力是今天无法想象的。”王石说。

　　10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史，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经济模式，也造就了一批不同于以往的“新男三号”——他们代表的是中国经济的上升空间。他们在以摧拉枯朽之势颠覆传统模式的同时，也与之融合更为紧密。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很长时间内，国家主义经济与流氓主义经济还将继续并存，共同撑起多元化、丰富多彩的中国经济。新空间里的阳光财富

　　本刊记者 武佳什么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归根到底，还是生产力。恩格斯曾经说过：生产力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科学是历史的推动力量。与大多数男三号相比较，新男三号更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他们创造了更新锐的生产力，利用新的生产力创造了新财富的增长空间。

　　李彦宏、陈天桥、丁磊、马云……这些新男三号们仍然勤奋地耕作在他们自己开拓的疆土——互联网上。短短十年间，他们创造了难以想象的价值和财富。在他们开辟的新空间里，通过持续的科学研发和产品升级而积累的财富，总是充满了阳光。

　　科技创新与阳光财富

　　九年前，年轻的李彦宏和徐勇携12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回国创业。当时的他怀着“科学改变人类生活的梦想”立志要建立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公司。在李彦宏和全体百度人的努力下，通过不断的创新，百度（www.baidu.com.cn）不到10年就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之一。当然，这与身为企业家的李彦宏的创新精神和冒险勇气是分不开的。李彦宏对新技术的追求、对新商业模式的探索，为百度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若把百度现在的市值和起初的风险投资相比，百度创造了超过万倍的价值增长。

　　2000年，初创百度的李彦宏就开始为搜狐（www.sohu.com.cn）、新浪（www.sina.com.cn）等门户网站提供搜索服务。第二年，由于采用了美国先进的商业模式——竞价排名，李彦宏开始赚取互联网广告费用，年轻的富翁开始崭露头角。

　　2002年，百度启动了“闪电计划”，成立了千龙——百度中文信息检索技术实验室，以保持技术领先优势；2003年，百度陆续推出地区搜索、“贴吧”等划时代功能，推动搜索引擎步入社区化时代。就在这一年，李彦宏荣获首届“中国十大IT风云人物”称号。

　　2004年，百度再次推陈出新，推出WAP搜索，开拓了移动互联网市场份额；2005年，互动式知识问答分享平台“百度知道”的推出，为百度建立了又一张“王牌”。同年8月，百度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创造了中国概念股的美国神话，首日股价涨幅达354%。此时的李彦宏在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心里成为一个神话，成为高科技与财富的象征。

　　2006年，国家人事部授予百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得到了国家的重视。7月，百度指数升级，推出了颠覆性广告模式——精准广告，创新再次为百度迎来新的财富……这一年，每个月百度都会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就在这一年，李彦宏当选美国《商业周刊》2006年全球“最佳商业领袖”。

　　2007年，“百度一下，你就知道”进入人们的视野。凭借不断的产品升级与技术创新，美国《连线》杂志把百度列为全球最具创新企业四十强之一。同年，百度日本上线公测，百度开启国际化路线。2007年，百度研发的6款新产品上线，并与英特尔组建联合实验室，共同推动面向未来的新技术。技术革新已成为百度发展的支撑力量。

　　2008年，百度正式开始日本业务，成为日本第四大独立搜索引擎。同时，百度即时通讯软件通过内测，百度游戏娱乐平台上线，百度受邀加入网通3G移动搜索研发，结盟海尔瞄准网络电视……

　　百度的路还在继续。在取得一个个成就后，李彦宏没有停止，百度没有停止。通过持续不断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升级，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百度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财富的来源不同于制造业，它并不诞生于差价，也不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更不需要运输成本；财富来源于它所提供的服务，是广大用户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购买的个性化服务，百度所做的就是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激发用户的需求，满足用户的需求。这种财富的积累是在阳光普照的空间完成的，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干干净净的阳光财富。通过高科技、广研发，百度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越来越个性化、有针对性，用户对百度的依赖也随之越来越强，这意味着，百度所聚集的阳光财富不断膨胀。

　　与百度经历相似的，还有马化腾创办的腾讯（www.qq.com.cn），通过一步步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企鹅帝国的疆土已经越来越大。尽管有人说腾讯只是个不断抄袭的投机者，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腾讯所创造的“一站式在线生活平台”，确实受到了广大网民的依赖与推崇。2007年末，腾讯不遗余力地创办了腾讯研究院，这所投资上亿的研究院表明了腾讯自主创新、力争上游的勇气与决心。

　　科技创新带来的新财富空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在新男三号所创造的财富空间里再正确不过。通过“增量改革”，新男三号创造的财富新空间不断升级，逐渐扩大。

　　十年前的中国，第三产业空间狭小、发展缓慢。当时的服务业基本停留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上，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改革，基本上也是对现有存量的改革。网络普及后，一切都变了，服务业延伸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当中去。这时候，富有创新精神和冒险勇气的新男三号出现并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们追求一种全新的“增量改革”，利用高科技在互联网这个全新的、开放的、平等的、互动的新领域创造出新的财富增长空间。

　　2001年，网易的股票在纳斯达克跌破一美元。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灭并没有让丁磊一蹶不振。当时的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基本上被韩国、日本等国家所垄断。看到这一形势，丁磊推动了自主研发国产网游的车轮。2001年12月，网易率先推出了首款自主研发的大型网络角色扮演游戏《大话西游 Online》， 2002年8月，在原作的基础上开发的《大话西游 Online II 》，成为国内第一个成功运营的国产网络游戏。网游给网易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现在网络游戏已成为网易的主要业务，网易与盛大、第九城市一起成为中国网络游戏主要运营商。

　　在业务陷入低谷的时候，网易没有固守从前的基础业务，而是选择了通过创新而进行增量改革。创新是新男三号们最基本的特质，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是新男三号手中的武器，他们保持着力争上游的心态，从技术的角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相比存量改革，新男三号们更趋向于靠技术进步来推动发展，他们投入大量资本，引进先进技术，积极开展自主研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增量空间。新男三号们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他们致力于先进生产力的开发与运用，时刻走在生产力发展的上游空间。他们不打价格战，不靠“偷工减料”压低成本，不降低服务的质量，也不“批量生产”。生产对于新男三号而言，就是研发，就是不断保持技术、产品、服务的优势地位，就是不断开拓积累财富的新空间。

　　在新空间里，没有传统的问题需要处理，新男三号的优势是明显的，相关部门对企业发展的规范或管制是滞后的，企业家得到的更多是激励。当有关部门开始规范、介入这一个增量空间的时候，新男三号们已经开始把触角伸到更高的领域，去探索下一个财富空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高科技催生的一个个新空间，让用户应接不暇，政策制定者眼花缭乱，当他们开始熟悉这个空间的时候，更新的财富空间悄然而生。利用科技创造的财富总是充满了阳光和魅力，让人艳羡而又不会招来嫉妒与非议。依靠科技与研发创造的新商业模式将时刻走在时代的上游，信息时代的商业竞争将转化为高科技的竞争、创新的竞争。那些有洞察力的新男三号早就跃跃欲试于下一个新的财富空间了。

　　科技创新的魅力

　　科技的魅力是无穷的，尤其在信息技术领域。近年来，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专业热可以说与这些新男三号的个人影响与魅力分不开，这些新兴的商业领袖们影响了无数的青少年。说到底，体现在新男三号身上的是科学的魅力，是创新的魅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魅力。

　　阿里巴巴（www.alibaba.com.cn）总裁马云曾经说过：“没有技术创新，互联网的一切都是空话。技术人员永远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资源。”拥有了国内最大的B2B、C2C交易平台和雅虎中国的全部业务后，马云认为阿里巴巴仍然不是纯粹的科技型公司，而是服务型企业。阿里巴巴CTO吴炯表示，马云的最终目标是让阿里巴巴成为像GOOGLE（www.g.cn）、微软那样的创新型科技企业。

　　在众多IT、互联网公司成功经验的背后，无数小型信息技术公司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些科技公司的发起者或者领导人大都是不足30岁的年轻人，他们怀揣梦想、崇尚科技，全身心的投入到科学研发上去；他们勇于冒险，不断创新，创造出更多的盈利模式。

　　科技创新对新男三号们充满了吸引力。十七大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核心。政策给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也给了新男三号们科技创新的决心与勇气。依靠科技创新，新男三号们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险投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神话。为了时刻都能掌握更先进的生产力，新男三号们不断投资科研，着力引进或培养技术、管理人才，注重国外经验的学习与借鉴。在信息领域，新男三号的活跃表现再一次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方式的革新，创造了无数增量空间。

　　在新男三号的带领下，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维度在不断拓宽，科学技术名副其实的成为了第一生产力。新技术简化了人类的交往方式，降低了商业的交易成本，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丰富了用户的生活体验……技术创新时时刻刻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时代精髓，新男三号靠用户积累财富，同时也不忘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来回馈。在新男三号身上，我们看到了企业家对等的权利与义务，在获得财富和认同的同时，他们以更为直接和明显的方式来造福社会，造福人类。面对汶川大地震这突如其来得灾难，新男三号走在了最前面，率先全力支援。不仅如此，新男三号还充当了舆论的导向，呼吁广大人民情系灾区，鼓励受灾群众，顽强抵抗。

　　无论是在科学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思想领域，新男三号为青少年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们的言行举止影响着祖国未来的主要建设者，已成为国家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建设性力量，他们填补了作为政治家的男一号留下的空间，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引领者，推动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新男三号们身体力行了“创新”这一时代的主题，主动承担了企业家应负的社会责任，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中国阳光财富的总体增长创造了无数新的空间。

　　阳光财富的弱权力化

　　本刊记者 刘琦琳

　　当新时代的财富不是拘泥于生产关系的盘根错节，他们在新的增量空间中找到了生产力的活力，创造财富。而这种阳光财富，与权力无关.

　　“我见了马云，邀请他到广东发展电子商务”，“他的一些想法是很有远见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采访两会的记者说道。两会热点很多，然而，广东省领导接见阿里巴巴集团（www.alibaba.com.cn）董事局主席马云的新闻尤其让人眼前一亮。一个是位高权重的省委书记，一个是中国新财富的创造者、带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商人。我们说接见无疑还是依稀存有外交辞令的嫌疑，说会晤，更能说明这种见面在象征意义上的划时代和见面双方交流的平等性。

　　马云们的象征意义

　　作为中国电子商务教主的马云，这个掌控几十亿美元资产的浙江商人，在互联网的世界早已是无人不晓，其语出惊人、特立独行的风格更是引得很多年轻人将其作为中国财富的神话人物来崇敬和学习。然而，我们回顾历史，从春秋战国的吕不韦到晚清的胡雪岩，他们作为商业精英，除了由商而仕的自我选择，作为商人本身从未获得名正言顺的话语权：吕不韦还是弃商从了政，对晚清社会有相当影响力的一代首富胡雪岩，却也要给自己的社会身份一个圆满：二品顶戴。

　　他们或者成为皇家迫不得已求助的备用金库，或者作为钱权交易的时代悲剧，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商人与政府人士的直接、平等的对话几乎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马云与汪洋的对话也可以说划时代：作为一个新财富时代的剪影和印证。

　　喜欢金庸武侠小说的马云，最欣赏的武侠人物是风清扬，一位无招胜有招的世外高人。在中国电子商务这个庞大的帝国中，就财富与权力的关系看，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这种超脱的手法：阿里巴巴的方式，不在于打通多少外贸渠道，而是通过互联网，给国内的中小企业与国外买家以及他们之间，直接的建立一个互通互联的平台，而中国尤其是江浙一带庞大的中小企业集群，成为这个平台的受益者，也成为马云财富神话的基石。

　　同马云一样，张朝阳、丁磊、李彦宏、陈天桥等等，这些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开拓者和新财富的拥有者们，成为很多年轻人追逐的创业偶像，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他们财富的阳光，财富中权力成分的稀少。与稍早于他们的企业家如王石、柳传志、张瑞敏等不同，他们更年轻，他们创业过程中走过的权力的限制更少，互联网的浪潮让这些人的成功宝典中少了一些为人处世的繁琐和艰难，多了一些个性的张扬和坚持，能力的喷薄和自信。

　　马云们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当中国商人摆脱官商的客场地位，由男三号升至新空间的男一号时，他们在财富创造方面的成就使得权力也主动投来配合的橄榄枝，我们才可以再来看新财富语境下财富与权力的新关系。

　　财富与权力的新关系

　　在社会沿革的历史渐变中，从来是科技、经济的力量推动政治力量的进步，政治力量再在相对稳定的时间段内限制其他力量的改变。这点，中国没有例外。

　　但在许多对中国充满神秘感和不解的外国人眼中，中国商人和中国经济的成功包含了太多的中国特色，而这种特色，多半是中国渊源颇深的官与商的缠绵。所谓“关系”，也正说出了世界对中国的不解。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旧财富向新财富的转变，我们也可以从国际对中国商业的认识上获得一种讯息：万科（www.vanke.com.cn）、海尔（www.haier.cn）甚至IT领域的联想（www.lenovo.com.cn）未必可以作为哈佛商学院MBA的案例分析，而阿里巴巴的商业实践却两次进入了国际的分析和学习的平台，充分说明了新旧财富的世界普适性的不同。

　　新财富的创造者们，没有在生产关系上纠缠和权衡，他们奔向了一个全新的增量空间：最初由互联网和两亿多网民赋予的互联网财富。当因特网贯通世界，它带给中国的意义不仅是信息渠道的畅通，更是新财富增长方向的变化，而想要在这种变化中取得成功，并不需要经过权力的许可，在互联网的平台上，面对的是世界公民的需求，这种直接的对话，架空了权力，也让中国和世界有了更多对话的机会和契合点。而这种效果的达成，仰赖于企业家，更仰赖于时代本身。

　　在这种新的格局中，财富与权力似乎换了一下主客场：财富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称谓的商业时代，而权力则为财富充当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服务型政府，来规范新财富行业的发展，而这，是新财富本身所不能及的。

　　新财富是怎么弱权力化的

　　我们谈到，阳光的新财富，通过寻找生产力的增量空间，而不是纠缠于生产关系的封闭区间，寻找到一种摆脱权力和人为因素困扰的清平大道。那么新财富是怎么达到了权力对财富影响的弱化呢？

　　科技创新和产业模式的变革是新财富弱权力化的主要贡献者。回顾互联网产业，这个十年前还不能让权力侧目的行业，是科技发展带动财富增长的最佳佐证。

　　人们惊讶，除了石油和美元，还有能直接与财富产生联想的事物，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塑造了百度（www.baidu.com.cn）、搜狐（www.sohu.com.cn）、阿里巴巴，也成就了李彦宏、张朝阳、马云。而科技，如华为（www.huawei.com.cn）与中兴（www.zte.com.cn），使得企业家们也可以游刃于权力的边缘任由科技产业的发展去创造价值。

　　而且我们看到，科技力量创造财富的增速，快于权力对这种变化的反应。这种速度避免了财富与权力的正面冲突，使得新财富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最快的增长。

　　如果说在过去的三十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年中，新财富的增长部分源于这种权力羁绊的弱化，那么，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中国的互联网及其带动的产业，必将还能达到更好的发展，正如刚刚脱缰的骏马，中国真正创新财富和创意产业的到来，又将是令世界惊叹。

　　当中国的商人们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实在的经济学，他们会更快的融入到世界发展的洪流中去，而他们绝不逊色于国外同行的才能与胆识，也将带领中国商业更高速、更轻快的发展。在滚滚流动的改革浪潮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尴尬的男三号，而是越来越风光的男三号和他们手中越来越阳光的财富，而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激荡中，最振奋人心的收获。

　　新男三号的十个上升通道

　　姜奇平

　　一、提高国民幸福水平，既是社会的，也是商业的

　　网络时代国家竞争同与往时代一个重要不同，在于国民幸福水平的竞争。这种竞争已从主导价值的实现能力，转向了多元化主体价值的实现能力。以美国的国民幸福指数和日本的“国民酷”（GNC，国民酷总值）为代表，关注点日益从代表主导价值的同质性的幸福，转向了多元化的快乐。这既是社会进步方向，又是商业增长空间。

　　正如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先生所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Diener et al. 1993)。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联性就会消失”。

　　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如果有钱对于快乐（幸福），只有2%的贡献。到了人均3000美元之后，如果一国仍把“为人民谋幸福”的全部“宝”，都押在这2%上，就会有巨大的执政风险。那就是，人民可能“端起饭碗吃肉”（比喻“有钱”，即“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放下筷子骂娘”（比喻“不快乐”，即人民群众不满意、不幸福）。为人民谋幸福，只有把工作既做在2%上，也做在98%上，特别是通过市场经济满足98%的需求中的一大部分，才能保证人民群众不会因为98%的幸福都不是由你谋的，而产生离心离德。

　　客观规律显示，在低收入阶段，有钱即快乐。到了人均收入3000至5000美元后，有钱难买快乐。仅仅提高GDP，难以继续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为人民谋幸福，必须从大规模同质化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转向多品种、异质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多元化、异质性的精神文化满足，要求发育个人快乐的微观生成机制。这是男一号与男三号值得达成的第一个共识。

　　二、在增量改革中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平衡

　　传统的男三号与男一号关系中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走到了同一个存量空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分同一块蛋糕，例如，有小煤窑的空间，就要挤掉大煤矿的空间；要搞大钢铁，就要整垮小钢炉……这种现象发生在所有传统产业的领域。由于时间久了，人们忘记了中国增量改革的传统。

　　走出双输困境的办法，是在新的增长空间，实现男一号与男三号之间的相对利益调整。大力扶持新男三号，在一系列新的增长空间，打出一片新天地。例如，互联网增值服务业，就成为新男三号的天下；电子商务的阿里巴巴，让男一号羡慕不已。印度的新男三号，主动选择了现代信息服务业，与印度男一号实现了双赢。这样的空间，是“老”男三号看不见的，一定需要新势力，要靠新男三号。

　　三、减少文化贸易逆差

　　减少文化贸易逆差，是男一号与新男三号的又一利益共同点。保护新男三号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是减少文化贸易逆差，增强文化国际竞争力的要求。

　　曾经有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文化市场文化产品进出口的“贸易逆差”渐趋明显。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出版社输出和引进版权的比例约为1∶8。第54届书展上，20余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中，国内图书只占786平方米，不足0.4%；参展的34万种图书中，我国图书只有4610种，仅占1.37%。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演出交易会上签订的82项意向书中，大部分也是“引进”项目。这种状况现在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扭转。

　　前些年，在我国有关部门密集出台政策，限制游戏发展的时期，正是韩国游戏占领中国市场75%以上的时期。这种局面直到我国转变为鼓励游戏产业发展时，才得到扭转。

　　汽车业之后，日本要发展的，不是洗车业，而是洗脑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是可以通过改变人的观念而赚钱，也就是让别人花钱被洗脑。日本外相在《文化外交的新构想》演讲中明确提出，日本应大力开展“动漫外交”，他说：“你们所做的事情已经抓住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年轻人的心，这是我们外务省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仅举一例，日本兵侵略中国时，还知道去拜关帝庙。而在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游戏中，故意设计花钱收买关公的情节，让中国儿童在文化基因上串种。中国人用文化贸易逆差来让人洗脑串种，这显然是日本关东军想做而做不到事。

　　在这个领域，男一号与男三号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将主导价值与多元化的主体价值人为对立起来，排斥新男三号在多元化的文化产业领域有所作为，结果必然是在主旋律不及的维度中，造成巨大文化贸易逆差，花钱被洗脑，最后反过来损害主旋律的维系。

　　四、提高价值认同和日常生活质量

　　准确地适应与把握不同时代的价值认同取向，是文化国力形式的软实力的具体体现。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认为，由合法性的认同产生公民社会，拒斥性的认同产生公社与社区。

　　工业化时代的认同，主要是围绕“意识形态级”的形而上价值展开的。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考察了整个西方思想史后认为，现代人继承的相互冲突的道德观，是现代性境遇中自我把握或定义“善”的结果。

　　到了吉登斯的“晚期现代性”时期，认同的重心，已经从形而上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转向了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吉登斯指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生活方式的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传统的控制愈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的日常生活愈被重构，个体也就愈会被迫在多样性的选择中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行讨价还价。”

　　网络时代的价值认同，更多强调生活方式和商品消费的积极意义。强调在互联的整体中，发挥个体的主体意识。强调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价值认同的新方向。

　　对年轻一代，光唱高调是不起作用的，要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追求时尚、追求“酷文化”的道理所在。想通了这一点，新男三号的建设性作用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他们在追求自身商业成功的同时，就提高了社会认同。

　　五、为人民服务与为人人服务趋同

　　尊重多元化的主体价值有利于将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提高到个性化水平。通过电子政务，推动服务型政府向更高的水平迈进。反过来说，新男三号为人人服务的商业，将越来越多具有公共服务色彩。

　　从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观点看来，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治理理论，都还没有彻底回到政治本身。因为他们语义中的政治，还只是一种本质，一种抽象；而每个公民的利益是具体的。后现代公共行政，就是从本质的抽象，再回到现象的具体，使公共行政可以响应公民个性化的公共需求。就是不光要讲政治大道理，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替老百姓办实事。

　　现代公共行政，相当于公共品的大规模生产，只能对共同的公共利益进行批量化满足。如果非让它去满足公民个性化要求，就相当于定制了，做做秀可以，但挨个去满足，就相当于个性化定制，它的成本太高了，不可能实现。

　　通过加强对社区的电子政务建设，通过居委会、村委会上网，提高对广大非上网群众的服务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可能比勉强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重复发达国家的做法，更符合中国特色，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未来，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将出现趋同的走势。公共产品服务与私人产品服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男一号与新男三号，将在服务这个共同理念下走到一起。共同把为人民服务变成更为实在的“为人人服务”，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满意的服务。

　　六、提高社会活力和创造力，推动自主创新

　　当我们提出“创新型国家”时，创新的背景含义，在国际上，正在发生更新换代式的升级。创意在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显，尤其在以人为本、艺术化创造方面，体现了从技术创新到人文创新的话语转变。重视人文创新对技术创新发挥的基础作用，有利于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

　　信息化这一新现代化条件，使传统“创新”概念中隐含的“创意”内涵，越来越被作为创新的主流含义突出起来：从创新的内容来看，创意更强调创新的人文内涵，创新不光是针对中间生产手段和工具的技术创意，而且是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创造性响应；从创新的方式来看，一方面更加强调创意是原生态的创新，一方面更加强调创意是“活”的创新。对创新的生命有机性方向的强调，使全球创新潮流，呈现出哈佛商学院教授罗布·奥斯汀所说的从“工业化制造”向“艺术化创造”的转变。创造而不是制造、艺术化而不是工业化，成为创新的新意所在。

　　尊重多元化主体价值，是发挥人的创造性，鼓励创新的前提，它有利于推动我国向创新型国家方向转型。在这方面，男一号倡导，新男三号响应，可以发挥合力。

　　七、满足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深层文化矛盾，源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中的基本矛盾，即落后的物质和文化生产，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具体来说，温饱阶段形成的以物质需求满足为主的生产体系与文化生产方式，与小康乃至更高阶段的日益升级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

　　在网络时代，随着经济发展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能源等物质资源，转向更多依靠信息资源、知识和文化资源等精神资源，精神文明本身也会产业化，而经济建设本身的重心也可能向文化方面倾斜。出现所谓“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现象。比如，消费文化，可能发展成融精神文明、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产业发展于一体的经济现象。

　　倡导多元化主体价值，有利于在全面建设小康阶段，进一步满足社会生产目的，解决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这既是男一号的追求，也是新男三号的追求。

　　八、用中国创意覆盖中国制造

　　日本文化产业超过制造产业，主要是基于主体多元化价值满足基础之上。其中，动漫产业、游戏产业、时装产业都形成了相当规模。游戏产业的利润超过汽车工业。文化产业超过制造产业。

　　中国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男三号过于集中于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领域，加之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即使男一号的国有企业不挤他，男三号也站不住。印度经验表现，民营企业主动选择上游产业发展，是取得自身地位的保障。

　　当前，创意产业成为发展中国家继软件业后的又一重大机遇。它涉及的领域包括文化遗产、视觉和表演艺术、出版业、纸质媒体、新媒体、设计等。创意产业与宣传事业在规律上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要把宽容、鼓励多元化主体价值的发展，摆在发展的第一位。

　　以新男三号为主力军团，发展面向出口的网络文化创意产业，将使中国获得不亚于印度软件业规模的机遇。据联合国4月公布的《２００８创意经济报告》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５年，中国内地创意产品出口表现引人注目，已经从１８４亿美元上升到６１３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第三），成为世界第一。足以说明这一产业发展的潜力。政策对头，中国制造的种种问题，都可以通过中国创意来克服。男三号不要空喊有没有地位，有为才能有位。印度政府象供佛一样“供”着塔塔集团、INFOSYS和WINPRO等新男三号，这地位是他们自己争上游的结果。

　　九、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特别是发达城市、沿海地区率先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以满足物质需求为主的制造业的比重将不断下降，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为主的服务业的比重将不断上升。产业结构调整是新男三号脱颖而出的机遇。

　　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升级，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但是这取决于男一号与新男三号能不能配合得好。

　　吴敬琏认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发展不起来，不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环境问题。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认为，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跟人打交道，主要是一种非人格化交易。而非人格化交易必须保证安全，才能持续。而要保证交易安全，就需要一整套的规则体系。没有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做保障，交易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就会让人望而却步。

　　男一号与新男三号，只有牢牢树立为网民服务的观念，把“服务”作为弥合分歧的粘合剂，男一号致力营造服务环境，新男三号把服务产业化，改变过去那种男一号直接提供服务，以工作代产业，男三号提供制造产品的低水平分工，才能真正把中国的网络服务产业发展起来，进而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正面的、积极而巨大的推动作用。

　　十、惠及全民，促进社会和谐

　　新男三号与男一号的最大共识，应是惠及全民，促进社会和谐。对于男三号来说，网民越多，网上的生意越多，自己的天地越宽。社会越和谐，买卖越兴隆。对于男一号来说，惠及全民，理应与掌握最先进的服务手段、服务技术的新男三号结合起来，通过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更有效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的成败，不光取决于目标的正确与否，还取决于手段的先进与否。信息化作为最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可以创造出比工业化生产方式更为先进的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的新的效能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可以充分发挥信息和知识资源的外部性特性和公共产品制度创新的潜力。数字化、网络化的“千手观音”，利用大规模定制的新商务方式和个性化响应的新政务方式，通过广泛的网络资源共享，与经济社会实体结合，为人人办实事、谋幸福，将大大提高为人民服务、进而为人人服务的效能，实现“谋幸福”水平的质的飞跃。

　　说来说去，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有你没我的关系，新男三号要在共赢中成长，要在新的机会空间中成长，这是他的前途所在。

　　中国两类企业家代表人物一览表

　　彭海涛，1984年出生，现年24岁，成都锦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锦天科技）董事长。2002年9月，彭海涛退学离开大学校园专心做游戏开发，成功制作出了highway高速全3D实时网络游戏引擎；2003年9月，锦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两年时间公司员工已达到80人，并成功入驻成都高新孵化园。2006年12月，《风云》正式推出，并迅速近入国内最好的3D角色扮演类游戏行列。2007年7月，锦天科技被盛大收购，使其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一。

　　戴志康，1981年出生，现年27岁，康盛世纪CEO。初中时，就编写了第一本DOS程序书。他在大学时开始潜心投入电脑编程，2001年开始创业。2002年在开发了Crossday Bulletin(CDB)论坛后台、2.0版本和3.0版本之后正式改名为现在的Discuz!。2003年10月，戴志康推出新版本，Discuz!进入高速轨道，销售平均每个月增加30%。2005年业绩增长的一倍，使康盛世纪公司员工扩张到了六十多名，收入在600万元左右，成为社区软件领域的龙头老大，也成为了中国最早，最有影响力的PHP开发者之一。

　　陈天桥，1973年出生，现年35岁，盛大网络董事长兼CEO，17岁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因成绩优秀提前一年完成学业，顺利进入上海著名企业陆家嘴(600663,股吧)集团。1999年，26岁的他创立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制作网络动画。随后，借网络东风，成功地从中华网融资300万美元。2001年初，与中华网分手，利用与中华网合作的“剩余价值”（约50万美元），于当年6月买下了韩国网络游戏《传奇》的运营权，开始其发家之路。30岁身价超过40亿元人民币，目前身价86.3亿人民币。

　　丁磊，1971年出生，现年37岁，网易公司首席架构设计师，1997年6月，创立网易公司，网易成立后的最初两年，丁磊把资金和精力主要放在开发互联网应用软件上，同年11月，推出了中国第一个双语电子邮件系统。2000年3月，丁磊辞去首席执行官，出任网易公司联合首席技术执行官，专注于公司远景战略的设计与规划。以财富90亿元身家成为新的“2006胡润IT富豪榜”首富，2007年网易第四季总收入达6.22亿元人民币（8,530万美元）。目前身价75亿人民币。

　　张朝阳，1964年出生，现年44岁，搜狐网董事局主席兼CEO，1996年张朝阳在MIT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教授和MIT斯隆商学院爱德华·罗伯特教授的风险投资支持下创建了爱特信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1998年2月25日，爱特信正式推出“搜狐”产品，并更名为搜狐公司，同年10月他就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数字英雄"。于2000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NASDAQ:SOHU）。2004年8月，荣获国际管理学会“年度杰出经理人奖”。

　　马云，1964年出生，现年44岁，阿里巴巴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1995年4月，创办第一家网上中文商业信息站点“中国黄页”网站。1999年初，马云以50万元人民币创业，开发阿里巴巴网站(www.alibaba.com)。2001年，阿里巴巴推出“中国供应商”服务，向全球推荐中国优秀的出口企业和商品，同时推出“阿里巴巴推荐采购商”服务，与国际采购集团沃尔玛、通用电气、Markant和Sobond等结盟，在网上进行跨国采购。曾被美国亚洲商业协会评选为“商业领袖”，目前身价已达到67.5亿人民币。

　　陈久霖，1961年出生，现年47岁，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1997年接手净资产仅为21.9万美元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并使其公司业绩迅速起色，很快垄断了中国国内航空油品市场的采购权。到2003年，公司净资产已经超过1亿美元，总资产达到30亿美元。他本人也以490万新元的高年薪被称作“打工皇帝”。后因涉嫌发布虚假消息和内部交易等行为被新加坡警方拘捕。

　　冯仑，1959年出生，现年49岁，万通集团主席，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曾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1991年，开始领导并参与了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600016,股吧)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使不足千人的万通集团在几年内总资产增长逾30亿人民币，被称为中国的“戴尔”。

　　张桂平，1951年出生，现年57岁，苏宁环球(000718,股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大学毕业后张桂平先后在南京市勘测设计院任技术员、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任科长。1987年创立了苏宁公司，专业经营民用、商用空调器。15年来，苏宁在张桂平的领导下，从最单一的经营五金家电、空调销售到今天已发展成为集房地产开发、医药科技、旅游、投资、汽车贸易、星级酒店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

　　王石，1951年出生，现年57岁，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32岁到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33岁组建“现代教科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1988年，中心正式挂牌上市，同年万科发行中国大陆第一份《招股通函》，发行股票2800万股，开始涉足房地产业。1994年荣获深圳市第一届“优秀企业家金牛奖”，并于2000年6月，组织倡导了“新住宅运动”。目前身价达到1.92亿元人民币。

　　曹德旺，1946年出生，现年62岁，福耀玻璃(600660,股吧)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行政总裁，1987年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1993年，福耀集团作为第一家民营中外合资企业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占具了国内大约一半的汽车玻璃市场，还占据了美国市场大约10％的份额，并成功通过奥迪等汽车豪华品牌全球采购质量认证。2008胡润慈善榜排名第14名，其身价达到181.9亿人民币。

　　柳传志，1944年出生，现年64岁，联想集团董事，联想控股总裁。1967年曾在国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科院计算机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40岁时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从国有民营小企业，成长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旗舰型企业集团。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2005年，联想控股综合营业额1081亿元，总资产达到622亿元，缔造了联想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