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谈30年传媒业六大变化：新闻改唱主角

　　第五点是制度的变革。我们可以追溯到SARS时期，SARS这样的事情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负面的事件。但对传媒业来说，确实是变化发展的新契机，从那时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的传媒业做得不好的话，整个社会就要由此带来重大的损失，这种损失不但是社会的损失，也是党和政府威望的损失。舆论研究所在SARS甚嚣尘上的时候做过调查，当时由于我们这种政策本身的不开放，传播主流媒介的不作为、不到位，使整个社会人心皇皇，而老百姓对于政府的威望，对于媒体的信任程度，在我们做调查的二十多年的历史当中，降到了最低点。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信号。从这个时候开始提示我们，中国的传媒制度本身是需要有一些深刻的适应时代进步的变化，我们其实看到的很多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实践努力当中用一种灰色的方式去探索的，但如何在制度层面把它作为一个制度的成果，制度的文明结晶固化下来，在制度层面的开放方面我们有一度走得相对来说比较慢。所以，它成为中国传媒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阻碍性因素。

　　自从SARS之后，我们觉得党和政府在这方面确实把它提上了议事日程。像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后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法案的制定和推出等等。奥运会前后，围绕着奥运会展开的国际承诺，比如：我们奥运会对外国记者采访权利的放开不需要经过外事部门的同意，只要被访者本人同意就可以接受采访，这是一个对国外记者的采访限制极大开放；比如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可以开放直播镜头，这也是破天荒从来没有的；昨天我还看到新闻报道说可以进行航拍等等，在过去北京上空进行航拍需要经过特许才可以。现在所有这些开放的政策，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说，奥运会是个特例，很多情况下奥运会过去之后，也许就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我不持这种看法。因为我觉得我们政府、党是讲究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党。对他来说，只要这样的举措对国家，对社会，对老百姓是利大于弊的就不会收回。我记得当时国务院新闻办的主任蔡武在讲到开放外国记者采访权利的时候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奥运会之后会不会收回这项政策”，他说只要这项政策对老百姓好，对中国好，整个实验效果好，而且受欢迎，奥运会后也不会收回，不会改变这项政策。这代表了政府在这方面的基本态度，凡是经过实践检验，利大于弊，有好处的，符合社会发展的所有实践的成果都可以固化为一种制度安排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制度安排方面的变化，现在正在有条不紊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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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媒经营体制方面，出版社企业化，下一步报业体系企业化转制、上市等等，我相信都是在很根本的层面上进行中国媒介体制制度安排方面的变革。所以，很多国外的观察家说中国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不觉得这是对的。因为在中国，其实在过去计划体制下，所有东西都是政治化的，包括你的生活、消费都是政治化的，所有的事情都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种改变过程当中，任何经济层面的制度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政治体制的变化。因为像传媒体制应该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传媒体制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它的构成要素，构成元素，第二是关联方式，游戏规则。 这两个方面其实都在发生变化，要素方面，就是指“允许谁办新闻事业”、“允许新闻事业的成分是单一还是多元”，按照目前发展态势角度来说，网络领域里基本都是很开放的，在出版集团里，现在大部分也进行企业化转制，报业以后也会进行这种企业化转制，而且会引入股份制，要上市。也就是说，过去我国在媒介体制方面党办国有单一化的媒介构成的基础元素性成分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就是一个重大政治体制的变革。在规则体制下面，新闻发布制度，新闻工作规范，新闻采访权利等等，我们也通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信息公开法等等，逐步在这方面形成制度性的成果，我相信这以后会越来越体系化，越来越深入化，这是制度变革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