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方兴东：网民10岁，2亿鼠标搜索一个时代

　　5月20日，在济南市解放路第一小学，同学们通过自己制作的哀悼网页为汶川大地震遇难者祈福。 新华社资料片

　　刘春和方兴东在“网民”诞生之前就和网络打交道了。作为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的刘春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电脑，这位策划出了《鲁豫有约》《世纪大讲堂》《锵锵三人行》等经典栏目的电视人，每天都在和网络较劲，试图在新旧媒体的竞争中，为电视争取它“应得”的那份空间。对于方兴东来说，是他，而不是别人，在2002年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把博客引进中国的方兴东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值此“网民”诞生10年之际，新华社《现代快报》记者分别连线刘春和方兴东。两位驰骋于新旧媒体的精英人物，愉快地与记者分享了自己作为一个网民的经验，畅谈了互联网和中国网民的现状和未来。

　　网络是公众表达见解最自由的管道

　　记者：您是哪年接触网络的？

　　刘春：1995年。那时我在央视工作，央视隔壁是国内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之一的瀛海威。靠得近，也就受到影响。上网的目的主要是找信息，找链接，看资料。我曾经做过一部关于“二恶英”的片子，这个词很冷僻，以前得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可是现在只要你上了网，用搜索引擎一搜就出来了。

　　记者：您是电视媒体的老总，媒体具有舆论监督的责任，我们把话题集中在网络民意上。网民们为什么喜欢通过网络的论坛对国家大事进行“介入”和评论？

　　刘春：网民中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人很多，因为从出生起就或多或少受到了当年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人对国家的方方面面都是很关注的，包括公务员，公务员中忧国忧民的人比例很高，在强国论坛上发言的很多都是公务员。其实也不单单是关注政治，现在是全球化社会，国内外发生的很多事都和自己有关，包括政治，比如油价问题，涉及到很多人的现实生活。就我来说，我就比较关心人民币升值，它每一升值，我的心就紧一下，因为我是拿港币的，人民币升得快了，我的收入也就减得快。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现在还没有新闻法，媒体的传播还受到一定限制，老百姓反映问题、表达意见的管道还不够畅通。在这个前提下，网络很自然就成了一种公众的选择，因为相对于传统媒体，网络要自由、方便得多。

　　网络使公众成了响亮的大多数

　　记者：上个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并通过强国论坛与网民们进行了互动，而温家宝总理连续四年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向网民致敬。这说明了什么？

　　刘春：这充分说明了网络民意对政治的影响力。过去，媒体掌握在少数的精英手里，公众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现在网络诞生并普及了，公众成了响亮的大多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今水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网络民意上。政府需要获取信息，赢得民意，就要获取网民的支持。

　　记者：网民们对某些事件的“穷追猛打”，促使和推动了某些事件的解决。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网民们的问责，使得“暂住证制度”失效；而“周老虎”事件的解决，也是网民们推动的结果。为什么网络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刘春：网络与传统媒体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网络有全民社会的特点，每一个网民都是受众，同时也都是传播者，每个网民都可以在网上直接发表信息。第二，网络具有很强的互动性。拿电视来说，央视的《焦点访谈》只是一次传播，观众看完了就完了；网络不同，网络可以不断地互动，网民们可以随时发表意见，这样民意就成了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面对越来越来势凶猛的民意，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在压力下做出回应，最终促使事情的解决，也就不奇怪了。第三，网络拥有传统媒体所没有的新技术手段。比如“周老虎”事件，传统媒体派出的调查记者可以找到当事人，但是不一定能找到“年画虎”。对于网络来说，太正常了，成千上万关注此事的网民都可能是记者，这么多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偶然接触过“年画虎”，那就有可能推动事情的发展。再比如，这次汶川大地震，央视的报道很成功，为什么？因为他们派出了500多位记者参与报道。可是你想一想，如果地震发生在5年以后，那时候手机上网已经很普及，那么，那时候可以这么说每一个灾民、每一个志愿者都有可能成为报道者，那个数量可不是央视的500人可以比拟的。

　　聪明的官员会利用网络提高公信力

　　记者：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网络监督。有媒体报道过，有的地方部门领导曾发出“假如没有网络该有多好”的感叹。

　　刘春：我看到过这样的报道。这完全可以理解。大部分行政者对网络监督有一种本能的紧张感。因为网络的监督，官员们充分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中，他们的一言一行处于潜在的全面监督之下，这样他们就会感受到压力。一个有着现代思维的、聪明的官员在网络时代就会利用网络来树立自己良好的公众形象，提高自己的公信力。

　　每一个网民都可能是记者

　　记者：媒体有舆论监督的责任，作为新媒体的网络也是，与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电台相比，作为一种新媒体有哪些特色？

　　刘春：我在央视做过《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栏目的主要责任就是舆论监督，站在这个角度，我对网络这个新媒体可以说是肃然起敬。在选题上，传统媒体受到很多制约，很多事情不能做；对新媒体来说，尺度、宽容度都要大得多。网络的出现使得舆论监督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传统媒体就一事情的报道，最多就是连续几天的跟踪报道，“篇幅”有限；网络则是海量的，没有时间限制，不达目的不罢休。就深度而言，电视报道的深度主要靠专访，报纸主要靠线人；网络则人人可能是记者，人人可能是线人，手段不同，效果自然大不一样。我在凤凰网发起了一个“寻找抗战老兵”的活动，网友积极参与，提供了很多线索。记者柴静在她的博客上征集“豪华大楼”，结果网民们把各地的政府豪宅都贴了出来。

　　传统媒体的监督比较寂寞，效果主要看领导人的批示。有了网络，那些当事官员想置之不理都不行，你不理，网民们会一直穷追猛打，一直到水落石出。

　　记者：你是电视台的老总，你在考虑电视发展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来自网络的竞争和压力？

　　刘春：电视的死亡是必然的。电视是一个封闭的、电视台单向播出、受众被迫接受的平台。从长远看，网络已经也必将影响和改变传播的形态。

　　从现实看，网络的受众在不断增加，电视的观众在不断减少；网络的受众是“前倾派”，朝气蓬勃，信心十足，电视的观众则是“后仰派”，以老人、家庭妇女居多。从社会影响力看，网络也正在超过电视，网络迸发出的力量不是电视可以比拟的。所以，电视人，包括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也会正面对待，比如我们会从网络中寻找题材；与凤凰网做互动；电视节目通过凤凰网再传播。我们的《时事辩论会》栏目吸收了很多网络的元素，包括要求网民参加互动等等。

　　但是从长期看，传统媒体人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准备，那就是准备有一天自己会转行。就我而言，将来我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视频网站的内容制造商。

　　宽容网络红人彰显社会进步

　　记者：2002年，您把博客这个概念介绍到中国，并创建起自己的专业博客网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今天博客在中国的兴盛局面？

　　方兴东：当时我们就提出了“未来是人人都有博客的时代”这一概念，也是一个目标。目前看来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如果将来在中国有五六亿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博客，我的理想就实现了。

　　记者：您现在对博客有没有新的理解？

　　方兴东：博客的出现是互联网的一次革命。它是网民从被动走向主动的标志，从消费者走向生产者的标志。2002年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比较精英化。现在有2亿多网民，而这些网民都是潜在的博客使用者，所以，在今天博客已经实现了它的大众化。

　　记者：博客具备了互联网所有的特征，除了平民化、公平、互动等积极因素外，也存在着谩骂、恶搞等负面因素，你怎么看？

　　方兴东：博客产生的负面作用不会比BBS多。博客是一个人的世界，是一个人的家，每一个人都希望把自己的家整理得好一些。所以说博客不会乱。

　　记者：2003年的时候，木子美在您的“博客中国”发表的文字，引起了巨大反响，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方兴东：木子美，还有芙蓉姐姐，网络上出现这些“红人”是很正常的现象，这说明今天社会的多元和开放，这个社会给这些个性超前的人表达自己的机会，说明了社会的进步。

　　网民队伍发展的三个阶段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网的？

　　方兴东：1994年。当时在北大发电子邮件，我的一个同学在那里。

　　记者：您被媒体誉为互联网英雄，你对爆发式增长的“网民”队伍有什么看法？

　　方兴东：2000年前，是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那时候的“网民”都是一些梦想家，人不多，大家都是冲着这个刚刚发端的新的技术革命去的，人很单纯，很少有人想利用它去赚钱；2000年到现在是大众化的早期阶段，网民迅速由几百万上升到2个多亿，这个阶段的网民基本上都是些实用主义者，发邮件、看新闻、看电影、打游戏，他们希望网络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从现在到未来5到8年，会是大众化的晚期，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互联网将进入一个保守主义的阶段。那个时候，网民们基本上都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对网络已经没有梦想，并不喜欢网络，但是他们不得不去被动使用。就像今天很多人并不喜欢手机，有的人还讨厌手机，但是不得不使用手机，因为他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再去写信、发电报。

　　别把“人肉搜索”硬塞给网络

　　记者：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它具体体现在哪里？

　　方兴东：互联网促进了信息公开，促使人与人更方便地沟通，增加了社会透明度，增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国是个等级观念很强的社会，上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就是如此。而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的结构，网络民意促进了社会的民主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记者：但是互联网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东西，比如“人肉搜索”。

　　方兴东：把“人肉搜索”的危害整个推给网络是不公平的，其实这是部分网民法律观念淡薄造成的。没有网络，这样的问题也会存在，以另外一种形式体现出来。

　　记者：请谈一谈互联网的前景。

　　方兴东：目前中国有6亿人使用手机，5到10年之内，用手机上网的人会越来越多，使用互联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这样看来，“人人都能上网”的梦想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实现了。

　　网络与公民身份的实现

　　10年，是“网民”这个名词被确认的历史，但不是网民的全部历史。网民存在的历史，长于“网民”这个被确认的名词的历史。

　　“网民”作为一个称呼由科技部门加以确认，这种做法隐含着权力对网络生活的复杂态度，它是一个慎重其事的结论，不只是规范对一群人的称呼，而且隐喻某种态度，它类似于宣告网络生活被权力郑重给予合法性上的认可，同时也表明网络是治理疆域的一部分，现实中的种种治理规则，也将在网络中逐步展开。

　　因此，十年间，网民既体味了网络生活普遍化的过程，也见证到网络管理的机构不断扩大，措施不断增强。这样的同步过程，在“网民”的诞生和认可需要科技部门来确认的时候已经被决定。这意味着在中国，网络生活被纳入“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领域”来看待。

　　语言、文字、书写、印刷、纸张、广播、电视，传播与交流领域的哪一个重大发明，都曾使信息变得越来越脱离少数人，越来越具有共享特征。而网络生活展现的可能性，比上述所有发明加起来的还要多。它不只是提供了信息，不只是改变了生活方式，而且它正在构建生活的基础，“数字化生存”正在迅速地从展望变成现实。

　　就社会生活而言，网民的活动使得社区变成了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概念。虚拟空间突破了现实空间对人的制约，无处不在的在线，无时不在的在线，不只是拉平了信息鸿沟，而且为人们的态度和行动提供了平台，而且从虚拟的态度和行动到现实，距离只在咫尺之间。网络并不排斥小众，网络为任何特异的兴趣爱好提供了空间，但更重要的是网络已将公共性、同好聚焦与广场效应变成日常。

　　客观地说，这样一种空间，并不容易存在于现实之中。因而，某种程度上，网络成为中国公民获得公共空间的一种最可能的渠道，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变成了网民，那么他不只是进入了一个信息丰富的世界，而且它也拥有变成“公民”而非单纯的个体化存在的条件，他既可以结识很多同道，同时也可以对任何公共领域的事务进行毫不掩饰的发言。

　　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下，周正龙虎照事件被反复质疑几无可能，这不仅是因为传统状态下信息往返需要更多的关节与时间，重要的是在传统状态下质疑往往只能在个人化、圈子化的场景下发生，而网络使质疑变成了透明的民意，质疑被传播、被接受及追问的不断进行，使权力回应的传统步骤和节奏无法保持，也使权力的“操作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压缩。周正龙虎照事件，是迄今为止网民推动的最重要事件。这一事件以毫不妥协的否定回应了权力行为中的虚假，并且迫使权力向事实低头。尽管虎照事件未可谓一场网民的全胜，但扭转了事件中最核心事实的判定，仍然可称一次重大的成功。

　　从“网民”这个名词获得认定，到网民被承认为一个现实的力量，中间其实有很长的距离。最初，网民被视为一个娱乐性群体，网络被视为一个娱乐场所，一个无足轻重的情绪或情感空间，一个没有必要看重的消息源头。现在，网民被视为真实民意的来源，网络被视为一个传播阵地，一个了解生活的窗口。

　　网络并非只是一个信息手段，网民也不只是一群在网络上交换看法的人。虚拟空间正在成为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网民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网络使他们有条件和可能去实现公民的身份。网络的特性决定了人在网络空间将更加自由。网络使公民掌握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映射着现实，但远比现实的空间更加属于公民。这就是在中国，网络会被人们更加看重，网民会被赋予超出“上网的人”的意义的理解。